6月29日，以浙江省检察院为主会场、以视频形式贯通四级检察院的全国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工作会议召开。

作为第一位进行汇报演示的嘉宾，浙江省绍兴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章芳芳落落大方走上主会场讲台。

“我们对保险公司提供的几十份裁判文书审查后发现，单个案件没有异常，但具有原告频繁起诉，且并非车主本人、未经保险公司定损等共同特征。于是，我们决定用大数据对更多的车险理赔裁判文书进行分析，也产生了建模的想法。”章芳芳表示，在自建的“民事裁判文书库”中，该院以绍兴地区5年来60余万份文书为模型排查范围，以“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为案由，根据“原告频繁起诉”的案件特征，确定“同一原告或原告代理人起诉2次以上”为筛选要素，对文书进行初次筛查，发现该地区涉车辆财产保险文书达800余份。

经过要素筛查、关联分析后，绍兴市检察院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最终查明：车辆发生事故后，某汽修厂第一时间派人到达现场，以帮助拖车、免费维修、代为理赔等为由，将车辆拖至厂内，并诱骗车主转让理赔权，同时又以隐瞒车辆去向或借故拖延等方式阻挠保险公司定损。随后，通过虚增维修项目扩大车损，对保险公司不认可车损的，委托利益勾连的评估机构作评估定价，又以评估报告为依据，派人以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理赔诉讼，获取非法利益。据此，该案涉及的某汽修厂诈骗团伙最终被捣毁。

6月29日，在全国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工作会议上，浙江省绍兴市检察院汇报演示车辆保险理赔监督模型。

章芳芳在汇报时提到，在该案办理基础上，绍兴市检察院还着力拓展类案办理。“对于类案中发现的法院、行业主管部门存在制度性漏洞问题，我们制发了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并获采纳，促使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增加类案检索环节，明确‘车损评估必须经过现场查勘’的鉴定要求等……”记者了解到，这起运用模型办理的车辆保险诈骗监督类案还被写入今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刚才的汇报演示告诉我们：仅仅依靠单个案件的材料，发现不了蛛丝马迹。但通过社保、户籍和裁判文书信息进行碰撞比对，就会发现有不少车辆事故竟然集中在同一年、同一家、同一公司。由此而知，大数据监督，可以助力实现违法线索发现的革命性飞跃。”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在主持会议时表示。

发挥大数据对于法律监督的“撬动”作用，既是必须把握的时代机遇，又是绕不开的时代课题。

今年上半年，最高检党组部署组织开展首届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这在我国检察史上是首次。经过多轮专家初评、复评，最高检从各地报送的近600件参赛作品中，推选出55件优秀作品。此次会议中演示汇报环节展示的优秀作品正是其中的5件。

数字检察不单是手段的革新、工具的升级，更是在整体上推进“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的法律监督模式重塑变革。“在党中央决策部署下对数字检察建设作出具体安排，关键是以更优的制度机制、更强的素质能力抓好‘九分落实’。”“各级检察院检察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要把实施检察大数据战略作为‘一把手工程’，积极思考谋划、狠抓部署落实，靠前协调解决重点难点堵点问题。”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在会上提出明确要求。

如何使分别构建的监督模型集成贯通？会议结束后，在浙江省检察院大数据中心，浙江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胡东林对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进行了演示。“立足平台的数据中心、建模中心和场景中心，可以推进监督模型的‘一地突破、全域共享’，使检察官有一个日常开展数字办案的阵地。”胡东林说。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四川省委副主委、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主任李正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数字检察扑面而来”形容与会感受。他表示，数字时代正为检察监督打开一扇前所未有的“新大门”，让检察机关不再局限于个案审查、卷宗审查、人工审查，通过数字赋能，最大程度激发了“数据”对检察监督的叠加、倍增作用，让监督线索发现难、工作碎片化、质效不突出等瓶颈问题有了新的“破解之道”，赋予了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全新的方式和手段。